百年歌自苦“万代”有知音

  杜甫是中国被研究得最为充分的诗人,宋时即有“千家注杜”之说。20世纪中国大陆的杜甫研究深受新旧文化、东西文化交互撞击及多次政治思潮的影响,经历了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过程。

  在杜甫诞辰1300年之际,早报记者专访了杜甫研究专家、西南大学文学院前院长刘明华,刘明华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杜甫研究上用力尤多,代表作有《论杜甫的“民胞物与”情怀》、《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杜诗修辞艺术》、《杜甫研究论集》等。刘明华将在本文中细致梳理20世纪以来百余年杜甫研究史以飨读者。

  东方早报:杜甫研究自宋以来历千年不衰,但晚清以前,学者治杜,尚无所谓论文。而自辛亥革命后至1949年,有论文120篇。你曾说“20世纪前五十年是现代学术思想建立的时期”,你如何看待20世纪以来对杜甫研究的变化?比如理论资源、研究方法、语言方式等?

  刘明华:百年杜甫研究的第一阶段,也就是20世纪前五十年,之所以可以视为现代学术思想在杜甫研究领域的建立,是因为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重要学者和重要成果,明显与旧式研究方法划开了界域,比较全面地体现了“西学东渐”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开一代风气,且一直影响百年研究。虽然其间社会思潮、主流意识形态多有变化,但其基本思路大体不变。

  以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已经可以很娴熟地运用现代学术观念和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表现出新的思维方式和表达出新的意见。如梁启超的《情圣杜甫》和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对杜甫的分析,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尚未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学者的自由精神、学术的独立品格,是可以充分得到表达的。因此,该时期的学术成果,反倒能够经受时间的检验。一些成果,至今还具有权威性。

  刘明华:梁启超在《情圣杜甫》中首次对历代诗评家封杜甫为“诗圣”提出异议,主要强调杜甫是一个人,认为杜甫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的亲情、友情等在诗中都有充分表现。因为在旧式研究中提到这点的非常少,梁启超从情之圣者来评价杜甫,把杜甫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情感丰富的诗人,在当时是很新的,到现在也都很有价值。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用较系统的社会学方法、从文学思潮与时势变迁的关系来研究杜甫和杜诗,认为杜诗“表现人生”——即表现“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这个“表现人生说”严格来讲,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现实主义,我们把杜甫定义为现实主义诗人可以说是从这里开始的。

  刘明华:也不能说有多大的影响,因为在杜甫研究中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只能说这些论断有代表性,是大家都借鉴的观点。

  平心而论,《情圣杜甫》强调了杜甫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在情感方面的一些特点,但并不是说杜甫就只有这些特点,杜甫确实还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对国计民生的长期关注,对社会人生的观察与思考,这正是胡适讲的“表现人生”的内容。这并不矛盾,这些论断只能是各种评价里面或者各种角度里面的一个角度或者是一个观点,都是有道理的。

  东方早报:20世纪上半叶的学者,既有传统的底蕴,又有西学的熏陶,面临的又是大时代,他们在理解和分析杜甫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说有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刘明华: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答案。20世纪上半叶的学者,既有传统的底蕴,又有西学的熏陶,这跟当时的教育背景和学术风气密切相关。当时的整个教育从中学到大学都是融汇中西的,比如说对外语的强调,对西方哲学、文化的学习,对现代学术思想的建设和培养,对学术方法的训练等,都是中西结合的。

  当时的大家都精通外语,比如陈寅恪留学、游学近二十年,东游日本,西游德国,数上欧洲,求学哈佛,精通多种工具语言。他为了研究一个问题,会专门去学研究对象的语言。如为了研究清宫的档案,他就学满文。为了研究蒙古源流,就学蒙古语。他认真学过的语言有近二十种,目的是为了接触一手资料,得出客观的结论。而留学游学近二十年,没有拿过一个文凭,只是为了学术去学习多种语言,学习西方的文化,最后再回头来做中国的学术。他们是把学问作为一个很纯正的事业来做,没有功利的想法,可以真的做到学贯中西,为我所用。所以他们当时做的学问,在很多领域包括语言、历史、文学等都达到很高的成就,有些是现在也难以超越的。

  他们讲杜甫,能够讲“情圣”,讲“表现人生”,其实都是中西文化交融的成果。这是一个视角的问题,多一个参照系,多一种文化背景,多一种或者多很多种学术思潮、学术思想的熏陶和了解之后,再来看某个时候、某个人物、某种文学现象或者历史现象,他就肯定不像只守在一个地方、一种语言、一种文化里看到的东西那么单一,他就可以有比较,从中得出比较有意思的或者最接近线年到“文革”:

  刘明华:王国维有一句名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据此我们也可以说,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不仅仅是杜诗,大陆学者用马克思理论、思想来分析研究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受苏俄文艺理论的影响,现实主义与人民性成了评价古典作家作品的两把尺子。当时写作出版的文学史教材直接反映出这样一种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凡是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的作家,在文学史教材中会有比较高的地位,设有专章专节。

  在这种背景下,杜甫或其他作家在现实主义这样一种价值观的考量下来进入文学史或者学术研究,这是可以理解的。杜甫确实也是关心民众疾苦、关心国家命运、关心民族前途,所以我们现在讲他“忧国忧民”,这一点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没被否认。从宋到清再到现代,基本上历代统治阶级都是肯定杜甫的,因为任何统治阶级都会标榜自己是“德政”,因此它不会轻易去贬低一个为民众呼吁的诗人。

  建国以后,在新文艺思想下,以“现实主义”和“人民性”为标准来看杜甫,杜甫得到更高的肯定,是当时学术思潮的一个正常反应。

  东方早报:你将建国至“文革”后期概括为大陆杜甫研究的过渡期、低潮期,如何看待这些从阶级的视角对杜甫作品的分析?

  刘明华:过渡期是指建国至“文革”前,这一时期有一些重要的成果出来,但它和“文革”结束后的二三十年相比,肯定不是高潮而只是一个过渡,是从旧学到新学中间的一个过渡。低潮就是“文革”期间,基本上所有的研究都停止了,杜甫研究也停止了,到后来郭沫若有一本书出来了,再就是在1974、1975年“评法批儒”的浪潮下,把杜甫作为一个尊儒的诗人来批判,那是比较罕见的对杜甫明确进行批评的一个时期。说它是低潮,一是成果很少,二是对杜甫有批判、有否定。

  过渡期是一个思想、观念和方法都相对单一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献整理成果较突出。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引导下,该时期的杜甫研究论著,主要还是对文学进行社会学的阐释,当时杜甫思想和形象研究中的主要话题是:世界观、阶级性、人民性、爱国主义……这些话题是这一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常规话题,是该时期意识形态的必然表现,也是现代学术思潮低潮期的表现。这些话题的产生,有着鲜明的中国大陆学界特色。这一时期杜甫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萧涤非先生的《杜甫研究》和《杜甫诗选注》,应该说是在当时的思想观念影响下所能达到的最好状态。而其他有些肯定是做过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整个学术批评、学术研究都过于受当时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影响,都绕不开阶级斗争的“学术”和以阶级划分学术的影响。客观地说,过渡期对杜甫研究有推动意义,有些成果是可以肯定的,但如果完全用社会学的观点来谈杜甫,现在看来就已经过时了。

  东方早报:自1950年至1976年,全国报刊发表的杜甫研究文章达600余篇。其中1960年至1966年上半年就有460篇,这个短期的杜甫研究热潮是怎样形成的?

  刘明华:这是过渡期中出现的一个小高潮,主要因为1962年是杜甫诞生1250周年,加之他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选为世界文化名人,全国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当年发表的研究杜甫的论文就有300余篇,中华书局在1962年、1963年还相继出版了《杜甫研究论文集》一、二、三辑,汇集了世纪初到1963年间重要的杜甫研究论文。

  当时的研究涉及杜甫的各个方面,但从总的基调来看,主要还是从阶级视角,从人民性、人民诗人的角度以及关心民众、忧国忧民的角度来谈杜甫,从这些方面对他的思想进行肯定。

  东方早报:郭沫若在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大会上的开幕词《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对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谓杜甫是“伟大的诗人”、“爱国诗人”,“和人民打成了一片”,“同命运,共甘苦”。你怎么看待郭沫若的这一论断?

  刘明华:郭沫若的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充分体现了他的才气,他对李白和杜甫是“双子星座”的评价,是对两位诗人比较客观公正、符合文学史本来面貌的评价,也能接受时间检验,很长时间都为学界所认可。

  只是“爱国诗人”、“和人民打成了一片”、“同命运,共甘苦”等是当时特殊背景下流行的词汇。杜甫是“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他的父亲是县令,他的祖父杜审言官至膳部员外郎,他出生于免税、有特权的官宦家庭,虽然仕途不顺,晚年漂泊游离,体会到人生艰辛,了解了民生疾苦,但与“打成一片”是有距离的。他再困难,到任何地方都有房子住,哪怕是草堂,也一直都有仆人,他是这样一个身份的人。只是他任何时候都同情民众、关心民众,这点在当时的诗人中,在整个中国古代诗歌里面是很突出的。

  东方早报:“文革”一度中断了杜甫研究,直到1971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出版,而这本书40年来争议不断。你怎么看?

  刘明华:其实杜甫研究并没有中断,只是我们看不到成果发表,因为发表不了,刊物停刊,报纸也不发学术文章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学者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做研究,比如我的老师曹慕樊先生(1912-1993,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从1962年开始就埋头写杜甫研究笔记,“文革”时被劳动改造,家徒四壁,他就晚上趴在长板凳上面写,到“文革”结束后1981年才出版。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应该说是“文革”后才出现争议,在“文革”时期是绝对没争议的。那个特殊年代出版的学术著作就两本,一本是《李白与杜甫》,还有一本是特批的章士钊的《柳文指要》。《李白与杜甫》是用大号字出版的,“文革” 时要规格非常高的书,才用大号字出版。一般书不会用那么大号的字,很夸张、浪费,它可能是特殊待遇,可能要给领导看,小字看着吃力。

  在这本书中,郭沫若完全肯定李白、批评杜甫,他1962年才给予杜甫很高评价,十年不到就出现这么大的偏差。郭是一位大学问家,考据很厉害,在历史、文学方面对中国文化都有重大贡献。但他在《李白与杜甫》里的写作,让我们很惊讶,连基本的学术判断都没有了,感觉到的就是他个人的好恶。后来很多文章都说他是投领袖所好来写这本书,这也不好求证,但立论的偏见是明显存在的,至少从学术角度来讲,他不是客观、公正地在对两位诗人进行比较研究。

  在研究生教学中,我一直将此书作为杜甫研究必读书向学生推荐,推荐的理由就是该书的选材角度值得注意,即可以从中了解为了“自圆其说”,一个学者会从哪些角度思考问题和选择材料,研究者应该怎样避免在学术研究中根据自己的好恶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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